當前，我國面臨的內外環境仍然復雜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、優化經濟結構、轉換增長動力任務仍然較重，結構性、體制性、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，各種影響持續深化，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。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，國有企業在保民生促增長，推動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等方面，具有非常重要的責任。
2023年上半年，隨著我國經濟常態化運行，宏觀政策顯效發力，國民經濟回升向好，高質量發展穩步推進。宏觀經濟恢復性增長。今年1-6月完成國內生產總值59.3萬億元，按不變價格計算，同比增長5.5%。城鄉市場有所恢復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2.8萬億元，同比增長8.2%。固定資產投資平穩增長。2023年1-6月，全國固定資產投資（不含農戶）24.3萬億元。外貿平穩運行。2003年1-6月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0.1萬億元，同比增長2.1%。金融運行平穩，2023年6月末，廣義貨幣（M2）余額287.3萬億元，同比增長11.3%，狹義貨幣（M1）余額69.56萬億元，同比增長3.1%，
一、經濟運行仍存在深層次問題
首先，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。雖然我國經濟上半年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，但這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長僅為0.4%的低基數上。從環比看，今年一季度GDP環比增速2.2%，二季度GDP僅增長0.8%，說明經濟的持續增長性在下滑。此外，由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今年上半年平均下跌了6.43%，如果以美元計算，上半年我國GDP為8.56萬億美元，而2022年上半年我國GDP為8.68萬億美元，那么我國上半年的GDP反而是下跌的。上半年企業所得稅收入同比下降5%，個人所得稅同比下降1%，消費稅同比下降13%，工業利潤大幅下降（1-5月同比下降19%）。下半年，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壓力仍然巨大。
其次，外部市場結構可能發生較大變化。雖然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20萬億元，創歷史同期新高。但6月份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6.0%，其中，出口降8.3%。與前5個月數據相比，上半年進出口及出口增速分別下降2.6個百分點和4.4個百分點；和前4個月相比，上半年進出口及出口增速分別收縮了3.7和6.9個百分點。如果以美元計價，我國2023年上半年進出口總額2.92萬億美元，下降4.7%；其中出口1.66萬億，衰退3.2%，進口1.25萬億，衰退6.7%。未來隨著美聯儲的持續高息環境、需求下滑以及去中國化的進程加快，出口增速可能會進一步降低。雖然我國對“一帶一路”和非洲部分地區的出口增長較為顯著，但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可能難以對沖對發達國家出口的下滑，下半年面臨的出口增速壓力依然不小。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數較高，所以近期出口壓力較大，產能過剩的問題可能將趨于嚴重。
其三,國內市場約束可能進一步增強。疫情三年，我國居民部門收入受到較大沖擊。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由疫情前的8%左右的同比增速下降到2022年的3.9%，居民部門的消費能力受到制約。居民部門資產增速同樣下降明顯，從2019年的10.1%下降到2022年的2.4%。青年作為社會消費的主力軍對消費拉動力下降的問題值得高度重視，2023年上半年，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.3%，6月份16-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高達21.3%。上半年人民幣存款增加20.1萬億元，同比多增1.3萬億元，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由4月的18.5%下跌至6月的3.1%。下半年增強居民消費能力、擴大內需的任務仍然艱巨。
其四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，效率降低。2023年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為3.8%，繼續創2021年以來的新低，同比增速由1-3月的 5.1%下跌至 1-6月的3.8%。 2023年的赤字率、專項債安排均高于去年，新增赤字5100億元、專項債增加1500億元，但基建投資增速從2018年前的20%以上降至當前10%以內。2022年約有4萬億增量資金流入基建，專項債2.5萬億、政策性開發金融工具投入7400億，新增政策性開發銀行基建貸款8000億，但這些資金投入僅帶來了8%的狹義基建投資增長。說明了我國傳統基建項目已經基本飽和，新基建尚未能接續，導致基建投資效率大幅降低。
其五，貨幣政策未完全達到預期效果。2023年6月末我國M2余額287.30萬億元，同比去年增加了近30萬億元，比年初增加了21萬億元，但上半年我國GDP增量為3萬億元，也就是說，21萬億流動性僅帶來了3萬億元的GDP增長。從社融情況看，也存在低效問題。上半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1.55萬億元，比上年同期多4754億元，但2014年以來，利息支出占新增社會融資規模的比值始終保持在40%左右，個別年份甚至接近50%。過去三年，累計利息支出占累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為36%，說明我國有部分企業和地方舉新債還舊債。資本市場上，2022年全年，A股股東凈減持金額為3310.85億元；2023年上半年，A股重要股東凈減持金額為1710.62億元。央行降息降準，持續發力，貨幣增速遠遠快于經濟增速的同時，資金在金融系統內空轉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減弱。
其六，地方及企業債務問題仍然突出。當前地方債務問題仍然突出，據測算，2022年底，全國只有5個省市杠桿率低于60%，處于穩健水平，其他省市均處于偏高或高水平負債。2023年上半年累計發行180只企業債，發行規模合計1346.5億元，企業債凈融資為-385.4億元，較上年同期凈償還規模增加196.6億元。下半年，企業債待償還規模為2107億元，較上半年增長375.1億元。2023年上半年城投債發行4786只，共計3.38萬億元，但凈融資額從一季度的5497.4億元下降到二季度的2808.8億元。2023年下半年尚在存續期的債券余額為4361.6億元，境內債務償債壓力較大。2022年末以來，雖然有部分地產企業完成信用債或海外債重組，將償債壓力延后，但是仍有為數眾多的出險房企仍未完成債務重組，償債壓力較高。
其七，出口格局改變導致產業鏈重構現象已經出現。2022年下半年以來，我國出口增速放緩的同時，外商直接投資明顯回落。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，2022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資降幅超過70%，今年1-5月同比下跌5.6%。同時，由于去年下半年以來歐美國家貿易投資“去中國化”趨勢加速，貿易結構與產業鏈格局正發生變化。2023年中國對美出口份額迅速下滑，今年上半年我國對美出口貿易額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，首次失去保持了15年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的地位。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，美國今年1到5月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總額，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5%，下降部分由東盟、加拿大和歐盟商品占比提升填補。2010年以來，中國對東盟出口份額快速上升，目前已經超越美國與歐盟成為中國出口第一大目的地，從2010年的8.8%到2015年的12.2%，再到2022年的15.8%。尤其在今年1-5月，中國對東盟出口份額進一步上升至16.2%，同期對歐盟、美國以及日本出口份額下降至 15.4%、14.3%與4.8%。由于美歐等發達市場仍然引領高端產業發展，仍是高利潤市場，短期之內，我國境內企業投資布局東南亞以及“轉口貿易”影響，中國與東盟貿易的快速增長對中國出口仍構成支撐，但產業鏈外遷可能在進一步削弱我國直接出口產品競爭力的同時，對國內產業形成降級的威脅，也直接影響中國產業體系的完備性和穩定性。
其八，人民幣匯率下降壓力較大。近10多年來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，與中美五年期國債收益率的利差變化關系最為密切。在美聯儲加息的同時，美元國債收益率持續抬升，相比之下，我們的國債收益率則持續下降，導致離岸人民幣持續貶值。5月末，我國外匯存款為8518億美元，比上年底減少0.4%，比美元加息的去年3月減少18.7%。境外機構持有中國債券余額比上年底減少5.4%，比2022年3月底減少17.4%。2022年度，美元對離岸人民幣漲幅達8.7%，2023年上半年，美元對離岸人民幣上漲了5%。
二、國內企業的面臨的挑戰
一是市場與資源約束將加強。在今后一段時期財政貨幣刺激政策作用趨弱，資源、環境約束趨緊的宏觀環境下，市場及資源對企業發展約束將進一步增強，產能過剩問題可能進一步凸顯，并可能導致企業兩極分化，資源和利潤均向優勢企業集聚，弱勢企業將面臨生存危機，轉型升級緩慢的企業可能遭到市場的淘汰。優勢企業對劣勢企業的并購重組將重塑市場競爭格局，經濟轉型緩慢的地區可能由于企業破產倒閉等問題加劇財政困難，進入惡性經濟循環。
二是穩增長壓力增大。近年來，我國民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逐年下降，但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卻大幅上升，2022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.1%，其中國有控股增長10.1%，民間投資僅增長0.9%。2023年上半年，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.8%，民間投資下降0.2%。今年1-6月，中央企業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（不含房地產）1.4萬億元，同比增長18.6%，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投資同比增長超過40%，占全部投資比重超過四分之一，國有投資在穩宏觀經濟、升級產業結構中起到關鍵作用。
三是企業利潤空間收窄的同時，對財政加大支持任務趨重。在當前財政運行緊平衡，收支壓力較大的情況下，需要國有企業在保障財政穩定、提供社會保障等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。據國家統計局數據，今年1—5月份，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8.8%，其中國有控股企業同比下降17.7%。2022年，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5689億元，比上年增長10%，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343億元，比上年增長17.2%；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本級收入3346億元，比上年增長5.5%。國有企業亟需進一步提高資本經營效率，實現高質量發展，承擔起穩定財政收入、促進民生的責任。
四是技術進步壓力增大。近年來，我國的制造業正處在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關鍵階段，在當前國際競爭大環境下，中國制造遭遇了三面夾擊：國內制造業面臨著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擠壓，傳統制造有東南亞國家追趕并替代，從2018年開始高技術制造又面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圍堵。通過技術引進吸收，實現產業升級的難度進一步加大。
五是發達國家市場不樂觀。當前，中美關系、我國與其他發達國家政經關系仍然不夠穩定，西方發達國家打壓我國高新企業趨勢仍然明顯，對我國高技術、設備等限制很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持續，不僅影響我國產品向高附加值的地區出口，也影響高技術、關鍵設備進口，部分產業鏈環節外遷也可能對我國產業鏈生態產生影響。
三、加快國資國企改革發展，促進國民經濟轉型升級
今年4月份召開的二十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，要加強和改進國有經濟管理，要立足新時代新征程國有經濟肩負的使命任務和功能定位，從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、推動高質量發展、促進共同富裕、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出發，完善國有經濟安全責任、質量結構、資產和企業管理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，著力補短板、強弱項、固底板、揚優勢，構建頂層統籌、權責明確、運行高效、監管有力的國有經濟管理體系。貫徹落實中央精神，國資央企要深化改革發展，在保安全、穩增長、穩信心、促轉型等方面貢獻力量。
一要承擔并落實好國家經濟政治安全的重要責任。國資國企要牢記“國之大者”，牢牢把握國資國企新使命新定位，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、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集中，向提供公共服務、應急能力建設和公益性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集中，切實保障和促進我國糧食安全、能源安全、供應鏈安全。同時，國有資本要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，堅守主責、做強主業，提高國有資本整體配置效率，聚焦重點領域，提升產業鏈韌性、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、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充分發揮科技創新、產業控制、安全支撐作用，推動國資央企真正成為堪當時代重任的大國重器、強國基石。
二要加強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。要建立健全企業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，加快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，集中攻關掌握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和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前沿技術，搶占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制高點，以新技術、新需求、新業態為導向，著力建設現代產業體系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，實現產業技術自主可控，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。在實現科技創新引領發展的同時，國有企業還要通過管理創新、制度創新，建立健全促進科技創新的經營機制，實現科技創新、產品創新和商業創新的有機融合，打造發展新動力、培育競爭新優勢，持續引領行業技術進步，推動我國經濟轉型高質量發展。
三要努力提高資本效率。要加快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效率長期偏低的問題，以國際先進企業為對標，大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。2022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與美國的比值大體在40%左右，日本和韓國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后,全要素生產率分別達到美國80%和60%的水平。我國要在2035年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，國有企業需要力保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速達到2.5%-3%，才能接近發達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。
四要大力提升核心功能，培育核心競爭力。國有企業要在不斷提升核心功能的同時，打造主業的核心競爭力引領國內產業的轉型發展。要學習國際跨國公司聚焦自身核心產品、核心技術的提升能力，學習他們高效的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和品牌建設與培育能力，不斷提高資本使用效率，實現由“做大”向“做強”、“做優”的轉變。
五要全面加強風險管理。面對復雜困難的內外市場環境，企業要加強全面風險管理。越大型企業要把風險管理融入每個重要的業務領域和關鍵環節，通過強化經營過程的監管以強化資本管控，加強合規體系建設，實現企業穩健經營，保障國有資本運營安全。此外，在目前市場環境復雜多變的情況下，一定要加倍重視企業價值鏈管理和資金鏈、現金鏈管理，科學研判重大投資并購的經濟可行性，加強資源整合能力建設，避免出現重大系統性經營風險。（來源：《經濟觀察報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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